越南战后五位亲华派领导人的命运：一人长眠于北京八宝山公墓

越南战后五位亲华派领导人的命运：一人长眠于北京八宝山公墓

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，越共高层已达成共识：离开苏联的支持，中共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；而没有中共和苏联的双重支持，越共革命同样难以成功。

基于这一共识，从越南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直至胡志明去世期间，胡志明一直是越共的最高领袖，尽管更多的是作为“精神领袖”，而党政军的实权则由其他人掌握。

胡志明去世后，越南爆发了一场权力斗争，最终由黎笋获胜结束。这位本土南方派的主要人物，一直倾向亲苏且疏远中国，加之中苏关系的破裂，他上台后在苏联支持下实行了“反华政策”。

他推行的“反华政策”与胡志明生前坚持的原则完全相反，与党内的亲华派格格不入，因此围绕“中越关系”的未来方向，新一轮的争斗随之展开。亲华派代表人物如朱文晋、阮文灵、长征、武元甲、黄文欢，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？

一、“叛逃”中国，归葬八宝山

在越共亲华派中，黄文欢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个。

他和胡志明一样，早年曾来中国，成为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（越共前身）的成员，并参与了越南革命。

在中国的那些年，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光芒，自此便紧紧跟随。即使后来返回越南，他仍将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中国视为第二故乡。

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背景，他被任命为越南的首任驻华大使。

这一任期，长达8年。

在这8年中，恰逢中越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，他为中越友好关系作出了诸多努力，深受中越人民的爱戴。

黎笋上台后，越南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采取的“亲苏反华”策略使黄文欢深感不满，开始与黎笋集团进行斗争。

黎笋对权力有着极度的渴望，因此敢于孤立胡志明、武元甲等人，即使黄文欢是越共创始人之一，在党内拥有极高的威望，他依然找各种借口将其排挤出权力中心，并采取各种手段孤立黄文欢。

在越南自卫反击战前夕，黄文欢在越南几乎被边缘化、透明化，这位名义上的国会副主席甚至很少见报。

迫害并未因此停止，不久他因病高烧不止，被诊断为肺结核。后来到中国检查后，确诊为肺癌。

肺癌被误诊为肺结核，这其中的含义令人深思。

自觉在国内处境日益危险的他，决定采取重大行动——前往中国。于是他借口前往东德治疗，踏上了黎笋集团所称的“叛逃”之路。

从越南飞往东德，途径巴基斯坦卡拉奇时，黄文欢以“探访”为名，躲过监视，直接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。

从此之后，他神秘失踪。

同年（1979年）8月，他突然在中国现身，并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，在会上他不仅揭露了黎笋当局的丑恶面目，还爆料黎笋篡改或删减了胡志明的遗嘱。他表示：

“我不能沉默不语，只要还有一息尚存，就应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
这一行为激怒了黎笋，黎笋当局立即解除黄文欢的所有职务，并判处他死刑，这些行为仅显示出其无能的愤怒，却无法触及黄文欢分毫。

此时在中国的黄文欢，在中国领导人的关怀下，其癌症得到了有效控制，直到1991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

这位被外媒称为“叛逃到中国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”，生前受到中国的友好对待，去世后也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，显然，中国将他视为真正的朋友。

二、首位大将，与黎笋反目成仇

在越共亲华派中，与黎笋关系最初看似不错的是武元甲。

在越南军中，能与黎笋抗衡的人，武元甲绝对是其中之一。

在越南抗美、抗法的战斗中，他指挥过多次重要战役，尤其是奠边府战役，一战成名，从而确立了他在越南军中的卓越地位。

在名气上，他超过了黎笋。

在职务上，他地位也高于黎笋。

事实上，即使在“反华”这件事上，两人曾有过共识，直接的证据就是武元甲曾指挥北越海军占领南沙群岛。

与黎笋不同的是，他并非坚定的“亲苏反华”派，而是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友好，必要时争取一定利益，“占领南沙群岛”便是他认为的“必要时”。当然，武元甲亲华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，源自胡志明的制衡。

20世纪60年代，他曾被派往苏联访问。

两次从苏联返回后，他深受触动，向胡志明表达中国那套已经过时，应学习苏联大搞现代化、机械化。

当他表现出明显的亲苏倾向后，胡志明直接让他“休息”了两年多。

经过这番敲打，本就依赖胡志明的武元甲只能收敛心思。结果没想到“亲苏反华”的黎笋上台后，由于政治和军事的考量，他只能尽可能维持表面的

平衡，让越南军中亲苏和亲华派的势力相对平衡。

黎笋所追求的不是平衡，而是一边倒！

胡志明与武元甲

尽管两人之前关系不错，但在绝对的野心驱动下，他一再削弱武元甲在军中的实力，使武元甲被边缘化、透明化。

特别是越南自卫反击战后，黎笋干脆撤销了武元甲的军委书记职务，并任命自己的亲信文进勇为国防部长。

自此，武元甲在军中的地位完全丧失。

1982年，他被从政治局中除名。

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“打压”，使这位“奠边府之虎”开始了政治上的沉睡。只要黎笋在位一天，他便无法再有出头之日。

黎笋的独断专行和绝对的“亲苏反华”政策，使得这位在越南享有极高威望、尊敬程度仅次于胡志明的前党政军领导人、人民军的创始人武元甲站到了他的对立面。

这对于黎笋集团来说，显然是无法承受的打击。

黎笋

黎笋逝世后，黎笋集团彻底分崩离析，昔日的亲华派之一武元甲得以重返公众视野。

在他的努力下，中越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正是这些年对越南的贡献，即便他曾指挥军队侵占南沙群岛，他在越南的尊敬程度仍然仅次于胡志明。

2013年10月13日，武元甲因病逝世。

当时越南的主要领导人为其送葬，数十万越南人民齐聚河内，向他进行最后告别，以此安慰他这些年所做的贡献。

晚年武元甲

三、与中国的不解之缘

在亲华派中，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非朱文晋莫属。

朱文晋，本姓周，是侬族人（与壮族为同一民族）。他出生于中国，7岁那年随父母移居越南，属于华裔越南人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一直非常亲华。

在越南军中，朱文晋也可谓是绝对的资深人物。

当时越军设有四个战略区，他一直担任第二联区的司令员兼政委。因此，在1948年越南首次进行军衔授予时，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。

与武元甲、黎笋等人不同，尽管他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，但他并不具备太多的“政治智慧”，属于典型的“实干型”人物。

因此，尽管他在越军中资历老，也从未真正进入越南的核心领导层。

反观黎笋等人，因其政治野心，在越南大搞政治运动，凭借军队基础，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，从而掌握了实权。

当黎笋集团掌握实权后，朱文晋这样的“亲华派”将领自然不免被边缘化。

1976年越南的四大后，他被告知必须退休，退休的理由是年满65岁！

这一理由显然过于荒谬，毕竟黎笋的年龄比他大得多，且在党政军内仍有许多年满65岁依然在职的人。

归根结底，他的华裔身份是主要原因。

自1975年起，黎笋当局就开始实行严苛的排华政策，越南华人受到各种压迫，朱文晋作为华裔越南人，经常为华人发声。

黎笋

前有武元甲和黄文欢领头，他们尚且被黎笋以各种借口赶出越南党政军体系，如今他一个根基薄弱的将领，更加掀不起任何风浪。

既然黎笋集团已下达了“退休通知”，朱文晋只能遵从。

退休后，军中为华人发声的人更少，越南华人受到的压迫更加严重。

之后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，黎笋当局依然不改变其既定战略，朱文晋等亲华派遭受的迫害更加严重。

黄文欢无法忍受，选择逃往中国。

武元甲艰难支撑，遭受的迫害日益加剧。

朱文晋无可奈何，在孤独中默默离世。

这样一位为越南军队立下汗马功劳、为越南解放立下不世功绩的人物，连追悼会都异常低调。

由此可见，黎笋集团掌权期间，对异己的打压之狠，亲华派的处境之艰难。

四、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

在亲华派中，处境相对较好的或许要属阮文灵。

所谓的“处境较好”，是指黎笋集团对他的打压程度相对较弱。然而这并非阮文灵的功劳，而是他的政治出身所决定的。

1929年，阮文灵参与了革命活动（他出生于1915年）。

自参加革命以来，他长期在南方从事反法、抗美的武装斗争，因此积累的政治资本主要以越南南方为基础。

1957年，他担任中央南方局书记。

就在他担任南方局书记的第二年，黎笋被任命为中央代总书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和黎笋同属“南方派”。

再加上他政治资本薄弱、没有军队背景，因此并不被黎笋看重。即便他后来进入了中央，也只能在黎笋的领导下行动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将阮文灵划入亲华派呢？这就不得不提1986年后在越南发生的事情。

1985年，越南召开了第五次中央全会。

原

本被边缘化、透明化的阮文灵被重新调回中央，开始逐步掌握越南的政治大权。次年，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。

此时越南正面临经济混乱、国际环境严峻的困境，他上台后立即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：

1. 修复与中国的关系。

2. 实行越南的改革开放政策。

3.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。

在他的努力下，中越关系逐渐得到正常化，他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新构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。

因此，外界一直将他视为亲华派。

同时，也有人将他比作“越南的邓小平”，因为他为越南绘制了一幅改革开放的美好蓝图，使越南重新走上了正轨。

五、此长征非彼长征

在亲华派中，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一个人是长征（原名邓春区）。他之所以处境如此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

1. 他是亲华派的代表。

2. 他在黎笋夺权路上是一个“障碍”。

胡志明去世后，党主席职位长期空缺，党政军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长征、黎笋和范文同三人手中，他们以三人小组的形式长期领导越南。

这样的安排源于胡志明对黎笋的防备。

胡志明在世时，黎笋就一直有意无意地架空胡志明，导致胡志明更多的是作为“精神领袖”，手中的实权越来越少。

为了严防黎笋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，长征和范文同承担了制衡黎笋的责任，其中长征是典型的亲华派。

他之所以改名为长征，是因为他仰慕中国红军的长征精神。

然而，黎笋对权力的痴迷过度，不会容忍任何人制约他，尤其是在他奉行亲苏反华政策的情况下，更不可能容忍长征掌握实权。

因此，他长期利用长征在越南土改中的错误来进行打压，导致长征在越南党政军中的威望大打折扣。

直到黎笋去世，长征才得以重新回到越南的政治核心。

此时他已年事已高，决定支持更年轻、早年在南方进行经济改革的阮文灵。在他的支持下，越南高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换血，阮文灵被火箭式提拔，迅速当选为越南中央总书记，肩负起越南经济改革的重任。

正是在长征的支持下，越南的经济逐渐恢复，中越关系重回正轨。

纵观这些亲华派的五大代表，其中长征和黄文欢的处境最为艰难，朱文晋的结局最为凄凉，而阮文灵则在黎笋集团的打压中浴火重生，带领越南重新走上正轨。

可以想象，如果没有黎笋集团实施的亲苏反华政策，越南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局势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，那些亲华派也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政绩。